公益訴訟守護文化遺產（解碼·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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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檢日前發布10起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明確將文物和文化遺產領域作為檢察公益訴訟新領域的重點。公益訴訟辦案增強了社會公眾的文保意識，還有效激活了政府對文物保護的主體責任。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10起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明確將文物和文化遺產領域作為檢察公益訴訟新領域的重點予以部署推進。從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所涉及文物類型來看，包括古遺址、古墓葬、石窟寺、傳統建筑、傳統村落等，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長城等世界文化遺產。

　　“文物和文化遺產具有物質和精神雙重屬性，我國是世界文物大國，文物保護工作任重道遠。”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認為，檢察機關通過公益訴訟辦案使一批文物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得到切實加強，增強了社會公眾的文物保護意識，並且有效激活了政府對文物保護的主體責任。

　　形成常態化協作機制

　　鎮羌堡城址位於陝西省府谷縣新民鎮新民村，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明代，是府谷長城線上最南端的一個軍事戰略防御重鎮。2019年6月，府谷縣檢察院在官方微信公眾號平台收到群眾舉報線索和照片，稱“鎮羌堡遭到破壞”。

　　原來，2019年4月，府谷縣新民鎮政府未經文物管理部門審批，在組織施工過程中未依法對長城遺址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導致文物受損。府谷縣檢察院查明事實后，就該問題發出訴前檢察建議，督促相關鎮政府停止在鎮羌堡內進行管網工程施工，加強了涉案段長城及其附屬設施的保護和管理。

　　這起明長城保護案入選了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例。據介紹，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從線索來源看，有群眾舉報、人大代表交辦、文物部門或其他機關組織移送、刑事檢察案件發現、專項排查發現等﹔從監督的具體情形看，包括法人違法施工破壞文物、文物被違法改建或佔用、文物被盜掘受損、產權人擅自修繕或無力修繕致文物受損等﹔從被監督對象來看，包括地方政府、文物部門或其他行政機關、破壞文物的單位或個人等。

　　“當前各地檢察機關普遍加強與文物保護部門協作聯動，推動完善了文物和文化遺產長效保護和利用機制，解決私有產權文物保護難題，提高文保綜合治理水平，更注重兼顧文物保護與地方經濟發展相協調。”胡衛列表示，如福建晉江檢察院與文物保護部門、屬地鎮政府就形成了常態化的文化遺產保護協作機制，“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

　　探索專門領域系統保護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提出，“規范公益訴訟檢察工作，拓展辦案范圍”，將“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納入。截至2020年11月，全國23個省級人大常委會作出加強檢察公益訴訟工作的專項決定，其中有17個明確將文物、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公益訴訟新領域案件范圍。

　　檢察機關可以通過辦案，來破解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公益訴訟法律供給相對滯后帶來的監督難題。最高檢第八檢察廳主辦檢察官邱景輝介紹了前不久碰到的一起案件：某地檢察機關在辦理一起盜掘古墓葬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時，曾考慮是從破壞生態環境、損害國有財產角度切入，還是作為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新領域提出訴訟請求，最后選擇了后者。

　　“雖然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沒有作為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公益訴訟專門領域，但各地檢察機關積極用好現有法律政策，對部分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涉及法定領域的，探索開展公益訴訟，加大保護力度，並逐步拓展作為專門領域加強系統保護，得到執法、司法、立法機關的支持。”邱景輝介紹，例如有的檢察機關依據環境保護法關於人文遺跡、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規定，納入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依據文物保護法和物權法關於國有文物所有權的規定，納入國有財產保護領域。

　　“從中央頂層設計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關職能部門，對於充分發揮檢察公益訴訟職能、有效激活和提升文物治理能力水平、推動形成保護合力都有高度共識。”胡衛列說。

　　解決“九龍治水”難題

　　“目前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仍存有一些難點。”胡衛列說。

　　胡衛列介紹，在民事公益訴訟中，文物及文化遺產的損害認定、修復等缺乏科學評估方法或者可參照的標准，增加了檢察機關調查取証、確定訴訟請求、執行監督的難度﹔又比如，不少文物保護涉及歷史遺留民生問題，如何在經濟建設、文物保護、民生保障等方面有效協同多部門執法整改，助力地方解決文物保護中的疑難雜症，需要更多檢察智慧、監督智慧。

　　前不久，最高檢邀請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有關人員，赴江蘇就辦理相關代表建議及推進公益訴訟立法研究實踐工作開展專題調研，並觀摩了一場聽証會。

　　聽証會上，與會代表見証了5名聽証員對高郵市檢察院擬出台的《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服務保障大運河（高郵段）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實施意見》進行評議。與會代表認為，像這樣的公開聽証可以凝聚多方社會力量，更好發揮檢察職能保護文物。

　　類似公開聽証這樣凝聚各方共識的方式，也在公益訴訟案件辦理中被不少地方的檢察機關運用。“檢察機關可以發揮行政公益訴訟職能，通過訴前磋商、圓桌會議、公開聽証等方式，督促相關行政機關厘清職能，全面履職，解決‘九龍治水’難題。”胡衛列說，接下來檢察機關還要加強行政執法與檢察公益訴訟協作配合，建立長效機制。

　　“下一步，最高檢將與相關立法、執法機關加強溝通協作，不斷增強文物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合力。”胡衛列認為，最高檢將聯合國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住建部等相關部委出台文物保護方面的協作意見，在線索移送、信息共享、調查取証、專業支持、聯合督辦、調研、培訓和發布典型案例等方面加強協作。

《人民日報》（ 2021年01月25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