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守护文化遗产（解码·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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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日前发布10起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作为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的重点。公益诉讼办案增强了社会公众的文保意识，还有效激活了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作为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的重点予以部署推进。从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所涉及文物类型来看，包括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传统建筑、传统村落等，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长城等世界文化遗产。

　　“文物和文化遗产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文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认为，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办案使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切实加强，增强了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并且有效激活了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

　　形成常态化协作机制

　　镇羌堡城址位于陕西省府谷县新民镇新民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是府谷长城线上最南端的一个军事战略防御重镇。2019年6月，府谷县检察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和照片，称“镇羌堡遭到破坏”。

　　原来，2019年4月，府谷县新民镇政府未经文物管理部门审批，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未依法对长城遗址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导致文物受损。府谷县检察院查明事实后，就该问题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镇政府停止在镇羌堡内进行管网工程施工，加强了涉案段长城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和管理。

　　这起明长城保护案入选了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据介绍，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从线索来源看，有群众举报、人大代表交办、文物部门或其他机关组织移送、刑事检察案件发现、专项排查发现等；从监督的具体情形看，包括法人违法施工破坏文物、文物被违法改建或占用、文物被盗掘受损、产权人擅自修缮或无力修缮致文物受损等；从被监督对象来看，包括地方政府、文物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破坏文物的单位或个人等。

　　“当前各地检察机关普遍加强与文物保护部门协作联动，推动完善了文物和文化遗产长效保护和利用机制，解决私有产权文物保护难题，提高文保综合治理水平，更注重兼顾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胡卫列表示，如福建晋江检察院与文物保护部门、属地镇政府就形成了常态化的文化遗产保护协作机制，“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探索专门领域系统保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规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拓展办案范围”，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截至2020年11月，全国23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17个明确将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办案，来破解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法律供给相对滞后带来的监督难题。最高检第八检察厅主办检察官邱景辉介绍了前不久碰到的一起案件：某地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盗掘古墓葬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曾考虑是从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国有财产角度切入，还是作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新领域提出诉讼请求，最后选择了后者。

　　“虽然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作为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专门领域，但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用好现有法律政策，对部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涉及法定领域的，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加大保护力度，并逐步拓展作为专门领域加强系统保护，得到执法、司法、立法机关的支持。”邱景辉介绍，例如有的检察机关依据环境保护法关于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规定，纳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依据文物保护法和物权法关于国有文物所有权的规定，纳入国有财产保护领域。

　　“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有效激活和提升文物治理能力水平、推动形成保护合力都有高度共识。”胡卫列说。

　　解决“九龙治水”难题

　　“目前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仍存有一些难点。”胡卫列说。

　　胡卫列介绍，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损害认定、修复等缺乏科学评估方法或者可参照的标准，增加了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确定诉讼请求、执行监督的难度；又比如，不少文物保护涉及历史遗留民生问题，如何在经济建设、文物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有效协同多部门执法整改，助力地方解决文物保护中的疑难杂症，需要更多检察智慧、监督智慧。

　　前不久，最高检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有关人员，赴江苏就办理相关代表建议及推进公益诉讼立法研究实践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观摩了一场听证会。

　　听证会上，与会代表见证了5名听证员对高邮市检察院拟出台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大运河（高邮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施意见》进行评议。与会代表认为，像这样的公开听证可以凝聚多方社会力量，更好发挥检察职能保护文物。

　　类似公开听证这样凝聚各方共识的方式，也在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被不少地方的检察机关运用。“检察机关可以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通过诉前磋商、圆桌会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厘清职能，全面履职，解决‘九龙治水’难题。”胡卫列说，接下来检察机关还要加强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配合，建立长效机制。

　　“下一步，最高检将与相关立法、执法机关加强沟通协作，不断增强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胡卫列认为，最高检将联合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住建部等相关部委出台文物保护方面的协作意见，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调查取证、专业支持、联合督办、调研、培训和发布典型案例等方面加强协作。

《人民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