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人權司法保護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2020年以來，寧夏回族自治區檢察機關主動作為，先行先試，多措並舉深入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不充分等問題，在自治區黨委政法委領導支持下，積極推進審查起訴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如今，這一試點成果已轉化為“示范”效應，在法治寧夏建設進程中煥發出新氣象。

從“一攬子”到“一對一”

2020年8月，寧夏將審查起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確定為全區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任務，推動開展為期半年的審查起訴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對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刑事案件，由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犯罪嫌疑人提供辯護。試點范圍包括石嘴山市、銀川市金鳳區、吳忠市同心縣和固原市西吉縣4個地區。

自治區司法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審議通過《關於開展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實施方案》。自治區檢察院主動上門與自治區司法廳召開座談會，並到各試點地區開展調研，促進各試點地區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公安機關等協調聯動，明確工作程序、機制等，完善相關制度，為試點工作順利起步加足馬力。

試點工作開始后，一線檢察官率先感受到，值班律師在審前階段提供法律幫助不足的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

“辦案實踐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多名公訴人同一天提審，或一人一天提審多名犯罪嫌疑人、做認罪認罰工作。這種情況下，值班律師主要是程序性參與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見証工作中，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法律幫助的質量難以得到保証。”同心縣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王曉亮說。試點工作開始后，這種值班律師“一攬子”的服務方式變成了法律援助律師“一對一”的辯護服務，律師可以充分閱卷、了解案情，犯罪嫌疑人也能獲得更實質的法律幫助，其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同感、對法律的信任感也會隨之得到提升。

試點期間，寧夏各試點檢察院受理的全部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均由律師提供專業辯護，實現了全部審查起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其中，633名犯罪嫌疑人由檢察機關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指派律師，130名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律師，對於不願意接受指派援助律師也未自行委托辯護人的均指定了值班律師。

從認罪認罰到真心悔過

11月23日，面對律師劉小鈺，張某說出了心中困惑：自己賠了錢，也取得了諒解，檢察機關為什麼還要追究刑事責任？

劉小鈺向他解釋，賠償諒解只是從輕情節，張某的行為造成被害人輕傷二級，已經構成故意傷害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考慮到其案發后自首，主動賠償，且無前科劣跡，劉小鈺建議銀川市金鳳區檢察院對張某作相對不起訴處理。在劉小鈺的見証下，張某在現場自願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試點期間，劉小鈺曾多次作為法律援助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被指派為犯罪嫌疑人提供辯護服務。

“法律援助律師作為第三方，參與審查起訴階段的釋法說理工作，能夠更好地幫助犯罪嫌疑人准確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有效地促進他們真誠悔過，主動向被害方賠禮道歉、賠償損失。”金鳳區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萬改寧說。

劉小鈺也切身感受到，通過指派法律援助律師參與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可以實現案件在審查起訴環節和審判環節均由同一名律師負責辯護，保証了律師全程參與案件辦理，有效促進了被告人自願認罪服法，減少了不必要的上訴、申訴，節約了司法資源。

試點期間，寧夏各試點地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均達到了85%以上。

從“控辯對抗”到“控辯協商”

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高質量落實，很多律師的觀念也發生了轉變——律師和檢察官不是針鋒相對的對抗關系，而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共同維護者，通過協商溝通，在法律范圍內，最大限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訴訟效率，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控辯協商是關鍵，其核心是量刑。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更好發揮主導作用，就需要推動量刑建議更加符合案件實際，這對檢察官辦案的精細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客觀上需要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就介入辯護。

“律師以辯護人身份參與刑事訴訟，在查閱案卷材料、全面掌握全案証據的基礎上發表意見，與檢察機關開展控辯協商，既有利於檢察機關提出更為規范的量刑建議，也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獲得較為明確的量刑預期，從而激勵其自願認罪認罰。”寧夏回族自治區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張萬順說。

試點期間，試點地區檢察機關確定刑量刑建議採納率均高於自治區檢察機關平均採納率，未出現法院判決無罪或檢察機關撤回起訴、捕后絕對不起訴案件。

“我們將在試點工作的基礎上，不斷把這項工作推向深入，努力創造更多可復制可借鑒的好經驗，為法治中國建設貢獻更大寧夏力量。”張萬順說。

（來源：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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