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张彩凤夫妇。

任宝玉、陈玉花夫妇。

王占军、陈淑芳夫妇。

张维升、王淑英夫妇。

群山深壑，紧邻村庄。

编者按

又到开学季，有些家长难免陷入思考，怎样才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在教育界纷纷讨论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有着何其重要意义的当下，记者发现，在曾经有着贫困代名词的宁夏西海固，位于同心县大山深处，一个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小山村里，先后“跑”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名硕士、1100多个大学生。

这些跑赢大多数同龄人的“村里娃”有着怎样的原生家庭？他们成功的背后，家庭、学校和周遭的人汇聚了怎样的“托举”之力？近日，记者走进同心县张家塬乡汪家塬村，去探访“博士村”里的博士事。

翻过一座山，还有一座山。细长的公路绕山而行，像在巨大的石头上浅浅刻出的一条线。

张家塬乡距离同心县城78公里，汪家塬村距张家塬乡40分钟车程。

无序排列的大山挡住了世界，也挡住了眼界。

很难想象，在没有“刻”出公路的年代里，这里的学生如何翻过一座座山，抵达山外更广阔的世界？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里，这里的孩子怎么会在心底埋下飞翔的种子，并把它小心翼翼守护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很多的谜团萦绕脑海，更多的谜团等待解开。

情景再现

夜深了，两个娃放了一天羊，累得倒头就睡。

灯下，张彩凤手里一刻没停，她要赶在孩子上学前做好新布鞋。

7岁的大儿子明天就是一名小学生了，可他还没有自己的“官名”。

是的，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没有上学的娃娃们都被周遭的人喊着乳名。在长辈们朴素的认知中，只有进了学堂，才能真正成“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张钊和张彩凤读书甚少，合起来不超过一年。一辈子困在大山，他们不想后代重走老路。

那是1999年，离万众瞩目的千禧年“一步之遥”。在外面的世界热切盼望新千年到来时，中国西北，大山深处，一户普通农家夫妻正在满怀期待地盼望着儿子即将拥有的“官名”。

这是一条看似无法填补的认知鸿沟；这是一道似乎退无可退的“起跑线”。

次日清晨，张钊引着儿子踏上了上学路。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一个半小时。每到拐弯处，张钊都会停下来，寻找标志物，可能是一棵大树，可能是半段矮墙——毕竟，忙于农活的父亲只有这一次机会送娃上学。

终于到了学校。一年级十几个新生，班主任兼各科任课老师张国涛能迅速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几乎所有新生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儿子有名字了！他叫张树垚。成了学生，随着“先生”，张钊拉着树垚恭恭敬敬给张国涛深鞠一躬，离开前他再三叮嘱儿子：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两年后，次子张树淼走上了同样的路。

从此，兄弟俩相互支撑，一路向前，如同海绵一般吸收知识，如同海燕翱翔学海，两人先后飞出大山，飞向更高学府。

一名硕士，一位博士，如今，张氏兄弟在各自领域耕耘不辍，逢年过节回乡一聚，每每说到求学经历，两人总会不约而同地提起，此生最难忘的，是父亲向老师深鞠的那一躬。

现场对话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觉得孩子们都是学习的料？

张钊：我和孩子妈妈都是普通农民，不会辅导作业，没开过家长会，更不会判断他们是不是学习的料。我们只知道，作为父母，只要娃们肯念书、愿念书，砸锅卖铁都要供他们念书。

记者：在孩子求学过程中，什么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张钊：必须遵守的就是对老师的尊重。父母供养你，是身体上的累；老师教育你，是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劳累。农村娃娃上学，离家远的时候就住到老师家，有的孩子一住就是一学期，只要有老师一口饭吃，就不会让学生饿着。不管上到哪个阶段，师恩大过一切——几乎全村的父母都是这个观念。

记者：一个农家培养出一名硕士、一位博士，花费的精力可想而知。最难的时候怎么度过？

张彩凤：孩子上高中起，国家就有各种补贴，上了大学，还有助学贷款，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解了难。当然，我们也有难的时候。我们家一年收入6000块钱，孩子上大学时，这点钱不够给他们交学费。为了娃娃上学我们借过钱，这么多年总共借过3万多元。好在，汪家塬村户户重教育，只要听说是娃上学用钱，都会伸出援手。

情景再现

哥哥从小成绩优异，弟弟在班里也名列前茅，任勤是女孩，各项都是中游。

那是38年前的西北乡村，是很多农村女孩有梦想却无力实现的年代。可任勤却从未有过念不了书的担忧，即使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举步维艰，即使是父亲跑车熬过日夜、母亲忙完家务还要兼做裁缝，太过劳累模糊了双眼。

任勤内心的稳定，源自父母的平等对待。

从小，只要哥哥和弟弟有的，都不会少了她那一份。上高中时，因为家里同时有3个孩子上学，经济上捉襟见肘。父亲任宝玉辞掉了收入不赖的煤矿工作，借钱买来拖拉机，跑起了运输。任勤体谅父母的难，很少张口要钱，可有一次，她太想买一套学习资料。

几块钱对于家里不是小数目，那是母亲陈玉花一针一线熬了半宿的辛苦钱、是父亲守了半天才等上一趟活儿的血汗钱。可当她小声给母亲念叨，母亲二话没说，从抽屉里翻出一叠零碎的钞票，塞进任勤手里。

只要是关乎学习的花费，父母从不吝啬，甚至有时候大方得惊人。那年高三毕业，任勤失利，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复读，或者去打工。

那一年，哥哥任鑫是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新生，弟弟任强正读高中，家里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还欠了不少外债。可当那道选择题摆在全家面前时，父母没容任勤多想，帮她做了决定，至于学费怎么办，母亲让她别操心，他们自有办法。

任勤没想到，父母的办法竟是卖掉了当年留作全家口粮的1000多斤麦子。没有了口粮，家里的日子怎么过？母亲让她不用担心，她和父亲会想办法。

父母靠着一个又一个办法，推着任勤三兄妹步步向前。如今，任鑫博士毕业，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院，参与过嫦娥1号到6号的飞天任务；弟弟任强搏击商海成绩斐然，并当选甘肃省武威市人大代表；至于任勤，在银川市经营着两家酒店，并和弟弟一起照顾着父母的日常。

父母养我小，我敬父母老——任勤一家与中国千百万个家庭一样，完成了亲情流动的闭环。略有不同的是，任勤在心底深深感激着父母，感谢他们可贵的“平等”。

现场对话

记者：您的父母培养出一位博士和两名优秀的大学生，您认为，他们和这个村其他的“学霸”父母有什么相同点，又有哪些不同？

任勤：在汪家塬村，博士并不是一个稀有词，毕竟，从这个小村子里已经走出了20多位博士，甚至还有院士。对外人提起我的家乡，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母跟村里的所有父母一样，都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如果非要找不同，可能是我父母关注的“点”跟其他父母不一样。因为哥哥工作的关系，父母格外关注国家的航天、卫星事业，经常能从他们口中听到嫦娥、发射、探月等高科技字眼。一对农民夫妇与国家高精尖技术放在一起，别人会觉得“割裂”，但作为子女，只有对他们深深的感激。

记者：您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汪家塬村的一个个普通农家，能走出这么多优秀人才？

任宝玉：汪家塬人爱“攀比”，不过，咱们不比金不比银，不比谁的荷包塞得鼓，大家互相比的，都是谁家娃拿的奖状多、谁家娃学习更努力。除了比孩子，大人之间也“攀比”，比的是哪家会教育，哪家的父母全心全意扑在娃们身上。我们这个大家族出了不止一个博士，那都是娃娃们从小“攀比”的结果。

记者：3个孩子从小会做家务、干农活吗？他们一个个“飞”出了大山，心里还会惦记这方水土吗？

陈玉花：放羊、种地、做家务，几个娃娃从小放学回家，书包撂下就先干活。农民的娃娃没有哪个不会干农活，干活不但没有影响他们学习，反而放松了他们的精神、锻炼了他们的意志。相比下地吃的苦，他们会觉得学习是件轻松的事。如今3个孩子在不同的城市，每年过年都会相聚，村里的老院子也一直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随时都会回来小住。孩子们也都知道，飞得再远，这里始终都是他们的根。

情景再现

“哗——”仅剩的小半袋黄米下锅，装米的口袋像泄了气的皮球，瞬间瘪了下去。

陈淑芳拧紧了眉头：算了，这顿饭先紧着孩子吃。

陈淑芳是一名老师，却天天操着“锅头”的心。没办法，几个学生离家远，尤其是下雨下雪，翻山的路极不安全，她便把他们领回家。

这一领，少则三五天，多则半学期。

陈淑芳和爱人王占军都曾是汪家塬村石家庄教学点的老师，王占军任教3年，陈淑芳则从1988年调入，一直到2014年教学点撤并，26年的青春洒在方寸校园。

教学点只有一到三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一位老师。每位老师不仅要担任语、数、音、体全科教学，中午还得照顾孩子们的起居饮食。都是八九岁的娃娃，皮起来像小猴子。担心孩子们路上的安全，老师经常把学生带回家吃住，陈淑芳也不例外。

还是用粮票的年代，即便手里有余钱，也未必能买上粮。家里时不时就多出几张嘴，陈淑芳3个子女的肚子最先提出了“抗议”。

半碗饭又被分去一半，连口米汤都得省着喝，一张炕上横七竖八睡八九个娃，自家娃和别家娃难分“宾主”。

也有家长为表感谢，让孩子扛来小半袋面。陈淑芳自是喜出望外，赶紧烙两张饼给娃娃们改善生活。孩子们抓起热腾腾的饼就往嘴里塞，烫得小嘴呼呼吐气也不舍得吐出来，这一幕看笑了陈淑芳，她更不舍得让孩子们再受半点苦。

就这样，一届一届学生进入高小，陈淑芳的满头乌发也缀上了银丝。

2014年，教学点撤并，陈淑芳正式退休。她收到了不少学生的感谢信，而她最想感谢的，也正是这群孩子和他们背后的家庭：在石家庄教学点从教26年来，没有一个学生因家贫、路远、生病等各种原因辍学，孩子和家长的坚持，成就了作为教师的陈淑芳，也成就了他们各自灿烂的人生。

现场对话

记者：汪家塬村尊师重教的传统是从何时显露端倪？

王占军：《汪家塬村志》记载，早在清朝光绪年间，汪氏家族就在现村部东边的壕沟挖窑创办初等小学，后来窑洞虽垮塌，但留下了一条“学坊沟”，这条沟提醒着后人，无论何时，都必须将读书当作要务。随着历史变迁，全国9省36县的移民迁居至此，汪家塬村成为拥有49个姓氏、多种文化融合的和谐村落。但不论村庄如何变迁，尊师重教的传统始终如一。新中国成立后，汪家塬村先后设立了小学、初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呕心沥血、甘当人梯，托举着山里娃们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记者：汪家塬村没有留守儿童，这是真的吗？

陈淑芳：我从教的那些年，没有辍学儿童，这些年，村子里也没有留守儿童。年轻一代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较过去有增无减，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也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近几年，为了孩子上学，在同心县城租房、买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干脆搬到银川去，让孩子从小就能接受到更加多元化的教育。

情景再现

家在折腰沟村，上学在汪家塬村，张沛洲的青春记忆，和羊肠山路交缠在一起。

相邻的两个村，家到学校的距离只有四五公里，可用脚板丈量，却得花费近2个小时。

还是初中生的张沛洲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这次难得的补给，带回学校的永远是一罐头瓶的咸菜、几张烙饼和几斤黄米。生活虽艰苦，成绩却一路高歌，直到博士毕业。如今，母亲王淑英时常批评已经是大学生的几个外孙女：“没有谁能像你舅舅一样刻苦，放假回来，5点就起床，绕着院子背单词……”

王淑英和老伴张维升压根听不懂儿子到底背了些啥，可他们却把儿子求学路上吃的苦尽收眼底。除了心疼，两位老人无能为力，儿子是折腰沟村走出去的第一位博士，“头雁”的成长总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张沛洲的成长过程有没有受到近邻“博士村”的影响？张维升没给出准确答案，可他却清楚地记着，幺儿张沛洲在初中一次放假回家时，曾斩钉截铁地告诉父母，自己一定要走出大山。

校园里，一个个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或许给了少年张沛洲心底沉重的一击，也让这颗心早早地萌生出梦想。

儿子发奋的背影也让张维升深受震撼，他在土院里挖了个圆坑，灌上水泥，为儿子做了一张可以坐着写作业的书桌——此前，孩子一直都趴在土坑上写字。

这张书桌，见证了张沛洲学有所成。

和汪家塬山水相通、民风相近的张家塬乡各山村里，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飞出了大山……（记者 秦 磊 马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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