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民事诉讼程序:从认知统一到规制体系构建

2018年04月23日14:26  来源:法制日报
 

滥用诉讼程序的现象伴随诉讼制度产生,可以说是诉讼的“副产品”,其具有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涉及阶段的全面性和表现样态的多样性等多个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对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滥用诉讼程序的界定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其定义为滥用诉讼权利,包括滥用程序和在诉讼程序中滥用权利;而英美法系国家对其则并没有明确界定,滥用诉讼权利被归为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违反。国际诉讼法协会于1998年10月举行的专门针对滥用程序法的研讨会上,为了问题探讨的方便和统一,将此类问题统一界定为“the abuse of procedural right”(简称APR),直译为滥用程序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涉讼主体都可能因不正当地行使其程序权利或自由裁量权,而做出某种程序滥用行为。在认定滥用诉讼程序时,是否需要确定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滥用诉讼程序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大陆法系有些国家要求,只有主观状态存在欺诈或者至少是重大过失的,才可能构成滥用诉讼程序;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滥用诉讼程序的认定则更多的是依据客观行为,而不是依据主体的主观状态。

滥用诉讼程序行为必然是对司法权威和司法资源的侵犯,同时可能伴随着对于其他当事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构成滥用诉讼程序必须要求行为人实行了滥用诉讼程序的行为,而是否发生了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结果,并不影响行为人滥用诉讼程序的认定。但对于可以提起侵权损害赔偿的滥用诉讼程序行为,损害结果与滥用诉讼程序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是必要构成要件。在滥用诉讼程序构成要件的认定上,应当是保护诉讼权利与规制滥用诉讼程序的统一,具体采用何种构成要件标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诉讼模式、诉权保障观念以及司法实务中滥用诉讼程序行为严重程度等综合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过程中,对于当事人处分权的强化和司法审判政策上调解优先政策的强调,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利用诉讼程序妨害司法秩序和侵害其他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诉讼欺诈、冒名诉讼、无理缠诉、诉讼拖延等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侵犯司法秩序和其他主体权益的行为,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并非生来就有的概念,也并非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而是经历了由司法实践中的现象描述、到学理上的概念辨析、再到法律上规定和学理上认知相统一的过程。

我国对滥用诉讼程序的认知与规制,在理论探讨层面,已经认识到滥用诉讼程序是能够综合涵盖所有利用诉讼程序妨害司法秩序和侵害其他主体合法权益行为的上位概念。从主体上来讲,滥用诉讼程序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还包括法官、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从诉讼阶段来讲,滥用诉讼程序不仅包括诉前阶段的滥用起诉权、反诉权以及申请再审权,还包括诉讼程序进行中的滥用诉讼权利和滥用诉讼程序指挥控制权的行为。在滥用诉讼程序治理的认知上,基本上认可应当通过民事程序法、民事实体法、侵权责任法和刑法等综合治理体系的建立来解决滥用诉讼程序的规制问题。在立法层面,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针对利用诉讼程序妨害司法秩序和侵害其他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构建了全方位的防治体系,既包括总则部分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又包括分则部分虚假诉讼规制、恶意逃债规制、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再审制度以及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为了打击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借助诉讼程序严重妨害司法秩序和侵害其他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回应民事诉讼法的要求,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对于捏造法律事实、骗取法律文书、妨害司法秩序和侵害其他主体合法权益行为的刑罚处罚。

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民事程序规制、刑法规制和检察监督在内的滥用诉讼程序规制体系,但是仍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上对于民事诉讼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主体规定,是否约束包括当事人、法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同时,对于恶意诉讼的程序规定涵盖的范围太窄,在认定上缺乏可操作性。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于恶意诉讼的惩罚手段上来看,无论是驳回诉讼请求、罚款、拘留,还是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都是出于对国家司法审判秩序的维护和浪费司法资源的惩戒,而对于同样在此过程中权利遭受侵害的对方当事人应当给予怎样的救济,则在所不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设立又引发了包括裁判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与第三人权利保护的关系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再审制度和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协调问题、以及如何防止第三人撤销之诉被滥用等问题。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方面,发现难、查证难、追责难的问题以及调查手段缺乏刚性和监督方式单调等问题一直制约着检察机关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在侵权救济方面,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把滥用诉讼程序行为造成的侵权损害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加以规定。作为对虚假诉讼这一严重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刑法回应,刑法上规定的虚假诉讼罪与民事诉讼法上对于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程序法规制却并不协调。

因此,建议使用滥用诉讼程序作为所有诉讼参与主体利用诉讼程序实施的侵害他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一般概念,滥用诉讼程序涵盖滥用诉权和滥用诉讼程序权利。基于平等充分保障所有诉讼参与者诉讼中的权利与滥用诉讼程序治理的平衡考量,在滥用诉讼程序的认定标准上,应当遵循客观要件为主,主观要件为辅的原则,只要是诉讼参与主体实施了损害当事人、司法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属于滥用诉讼程序行为。根据实施主体主观恶性、危害程度和损害结果,构建包括程序法规制、侵权责任法规制和刑法规制在内的多层次滥用诉讼程序规制体系。

民事程序法方面,完善民事诉讼法对于滥用诉讼程序的规制体系,通过程序利益减损与滥用诉讼程序成本提高来防治滥用诉讼程序行为。明确民事诉讼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主体包括当事人、律师、法官、鉴定机构、鉴定人、证人以及检察机关在内的所有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扩大滥用诉讼程序的规制范围,将当事人单方面实施的以及当事人双方实施的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纳入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制体系。改革现行诉讼费用制度,在现行诉讼费用败诉者分担机制的基础上,将诉讼中发生的必要律师费用纳入诉讼费用当中。在虚假诉讼检察监督上,扩大检察机关对于虚假诉讼的调查取证权,充实检察监督方式。

侵权行为法方面,明确滥用诉讼程序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纳入到侵权行为法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滥用诉讼程序造成他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失,应当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并完善滥用诉讼程序侵权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

刑法方面,在刑法中将滥用诉讼程序作为严重妨害司法秩序行为的统称,虚假诉讼罪与伪证罪、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以及妨害作证罪都属于滥用诉讼程序的具体罪名,虚假诉讼行为刑法入罪的成立应当以违反民事诉讼法为前提。

对于滥用诉讼程序规制,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趋势就是不断强化律师对于促进诉讼和抑制滥用诉讼程序的责任,不断明确和加重与律师有关的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处罚。探讨如何通过对律师的约束与激励,发挥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各方主体实施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抑制作用,能够为滥用民事诉讼程序的治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在保障诉权与滥用诉讼程序治理已经成为民事诉讼基本矛盾的背景下,围绕保障诉权与滥用诉讼程序治理的平衡,根据滥用诉讼程序行为实施主体、损害结果、主观恶意等因素,在明晰责任主体的前提下,建立包括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刑法在内的不同层级的规制体系,发挥公力惩治与私权救济相结合的共同作用,能够有效突破立法和司法资源有限的制约,最大程度实现滥用诉讼程序行为治理的精细化和全面化。(苏志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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