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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书法了不起，他的娱乐方式也是很了不起的。当年在绍兴，他乐于一种“流觞”吟诗的娱乐方式，碗里放些黄酒，让碗在水里漂，碗漂到谁跟前，谁就喝酒吟诗。这项小范围的文友聚会活动，被他记录下来，成为旷世经典，一是这种娱乐方式，二是他的字。
我读高一的时候，到绍兴兰亭看王羲之的“流觞”，就是一条小水沟，实在不太好看。过了近二十年，今年春节故地重游，再去看当年王羲之玩耍的地方，还是不太好看。在这么不太好看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吟诗，亏他王羲之想得出来；在这么不太好看的地方，用这种没有多大创意的娱乐方式还能玩出这么大的名气，又让人瞠目结舌。
春节里，我还在油炸臭豆腐的味道中，一个人游了绍兴城里的小弄堂，看到几个戴着黑毡帽的本土老头老太。我又想，当年王羲之他们，是不是也戴着黑毡帽啊，这扮相，我一想象，就会不由自主地微笑。如果现在有人，把酒啊，菜啊，点心啊什么的，搬到那条流着水的小沟边，也像王羲之一样玩“流觞”，弄不好，也许有人会骂：你神经啊！但在遥远的东晋，这一切都挺正常。
前几年，绍兴有人也复古了一把，再现了“流觞”场景，黄酒倒进来，人在水沟边坐起来，碗在水里漂起来，引来媒体无数。你看看，什么东西都要成为经典，一成为经典，再无聊的东西，也会变得有聊起来。
说起东晋，其实我们不由得怀念这个“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我说的这种“自由主义”与政治没有任何干系， 我指的是个体的率性，文人放浪形骸，极尽张扬。他们高谈阔论，喝酒吟诗，着奇装怪服，活为自己活，死为自己死，痛痛快快的。在人际关系复杂的今天，谁有理由不怀念这个时代。
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王献之与父亲的个性一脉相承，很有意思。有一天，天上下着大雪，王献之突然想念好友戴安道，他连夜乘着船去看戴安道。天快亮的时候，王献之才赶到戴安道的家门口，他却连门也未敲，就离去了。仆人奇怪了，问这是为什么，王献之说：“吾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你看看这王献之的率性，与其父相比，过犹之而无不及。这事要是放到现在，身边的人肯定心里在说：“你发什么神经！”然后，或许会考虑是不是该给主人请个心理医生了。
现在的社会与东晋相比，不知文明开放了多少。但有一种东西，可能缺失了——那就是藏在一个人身上，现在看来有些神经质的东西。这种“神经质”其实是一种纯净的“人文主义”的坚持，他们用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方式，构筑起一道捍卫自己文化的防线，不容他人轻易糟蹋。而在当下，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妥协的，传说中的那些神经质的名士，已经没有了存活的土壤。一部分文人为官为商，一部分文人如果有点东晋遗风，也许会遭人非议，甚至被人认为有心理疾患。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我们要把每个人都打造得“正常”起来，对于文化而言，这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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