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歌手撒麗娜。

花兒歌手馬得榮。

孩子們演唱花兒。

國家級花兒傳承人張建軍。 （本版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在貧瘠的荒原上，傾訴滿腔的苦﹔在歡樂的大地上，熔鑄立體的詩。

時代賦予寧夏花兒以不同的形貌特征，動人心弦的不單單是曾經的苦，也不僅僅是如今的甜，更是挺立著大山般不屈意志的藝術奇觀。

“走咧走咧，越喲的遠哈了，眼淚花兒漂滿了，哎喲的喲，眼淚的花兒把心淹哈了……”初秋的清晨，在寧夏漫花兒文化藝術工作室，37歲的撒麗娜帶著學生練唱花兒，這首由“西部歌王”王洛賓記錄的花兒，撒麗娜4歲多的女兒也唱得有模有樣。

2013年，27歲的撒麗娜被評為寧夏非物質文化遺產“回族山花兒”傳承人，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自治區級非遺傳承人，她將花兒傳承融入生命，將一首首花兒帶進校園，沁潤著青少年心田。“每當我唱起花兒，想到師父和師父的師父，想到他們唱花兒的樣子，內心充滿感動……”

一

“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這首流傳2000年的《隴頭歌》，沉郁蒼茫，是六盤山花兒的美學起點與精神源頭。

六盤山，綿延於寧夏南部和甘肅東部，古稱隴山，不僅是地理坐標，也是文化符號。

涇河、葫蘆河潺潺流過，戰國秦長城與古絲綢之路於此交匯，數千年的歲月煙塵中，游牧與農耕此消彼長，歷史文化源遠流長。起伏跌宕的路途之上，商旅行人，風蕭馬鳴，無數聚散離合的故事被人們歌以詠之，花兒由此而生。

舊時代洪流中的草薺，亦是漂泊於歷史深處的歌者。一曲花兒，寄托著遠行之人的鄉思、離別之人的相思。曲折的歌聲中，山村流動起來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稀缺的水資源一樣，流入山裡人焦渴的夢園。

如果說西海固的山是一座座物理坐標，飄蕩在溝梁山峁間的花兒便是這方水土的精神譜系。

干涸焦黃的黃土，久盼不至的雨水，生命的無可奈何，世世代代的渴盼，一股腦兒在胸腔裡涌成一團，粗喉嚨裡迸出滿腔的尖利嘶啞，是為花兒。

天下黃河富寧夏，引黃灌溉得天獨厚，孕育出塞上江南。楊芳燦、慕壽棋、林鵬俠、李季等來此採風、作詩、收錄“民間流行之花兒”。

1936年，新聞工作者范長江，乘牛皮筏子赴寧夏採訪，記錄下生動見聞：“夜間無事，筏上的水手和客人共同組織一個臨時俱樂部。水手每人有一把地地道道的‘胡’琴，再加上些碗和筷子，另外湊上幾張嘴，幾副手掌，算是樂器，這些水手們就高聲唱他們的土調了。”“他們（筏客子）於槳聲‘嘩啦嘩啦’之際，常引頸高唱他們本地山歌，歌聲高朗，震徹山谷，內容則多述邊人男女愛情之思……”

寧夏山川流動場域中跨文化傳播和創造性參與被記者如實“記著”，並以真實體驗傳播出去，顯得彌足珍貴。

花兒是中國西北多民族共創共享的山歌，被譽為活著的詩經。

最早意識到山花兒藝術與學術價值的人是王洛賓，他是中國最早用現代記譜形式完整記錄山花兒的第一人。

1938年，王洛賓赴西北參加戰地服務團，途經六盤山下，夜宿固原和尚鋪車馬店。月明星稀的夜晚，店老板五朵梅唱起山花兒，天籟之音深深打動了王洛賓，他記下這首三句一疊的《眼淚花花把心淹了》。因為沉醉於山花兒，王洛賓放棄去歐洲深造的理想，從此扎根西北大地學習民歌，終成“西部歌王”。

王洛賓的這次“六盤山田野作業”，具有重要意義——首次以詞曲結合形式，以動聽的旋律和口頭文學的朴實，扎扎實實呈現了一首具有原生態意義的經典之作。

二

寧夏南部，山林叢集，一首山歌悄然唱響。一條晶亮的聲線，在干涸的土地上穿行，歌聲劃破干涸的土地，濺起潑辣辣的水聲。山花兒如泣如訴，尖厲嘶啞，聞之令人心顫膽寒，悲不能抑……

山村的孩子們，有時也會被這“水聲”喚醒，從童年的窯洞、土炕到中年的萬家高樓一燈如晝，側耳傾聽，這聲音似乎已然改變，卻又從未改變，這聲音承載的是祖祖輩輩的向往，是小時候做夢也沒夢到的24小時有熱水的家。

西海固這片曾被判定為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迸發出花兒的歌聲，正如旱地裡開出嬌艷的花，峭壁裡長出倔強的草，這難道不是一種奇跡？

清代左宗棠在奏疏中這樣記載寧夏：“轄境苦瘠，甲於天下。”

生長於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相約於荒野漫唱花兒，傾訴苦楚、渴盼自由，用歌聲呼喚幸福的生活。

“澇壩大了蟹大了，水沖了寧夏的壩了”“拔了麥子拔胡麻，手疼著咋拔得下呢”“孟姜女哭倒了九堵牆，牆裡哭出個范郎”“諸葛亮下了一盤棋，馬踏了當頭炮了”“楊六郎把的三關口，穆桂英挂了帥了”……

山花兒作為寧夏六盤山地區原生態文化式樣，有顯著的特征，原生態歌手無技巧的演繹，如烈火烹油，如切膚之痛。

“大大房裡罵著呢，全憑家法壓著呢﹔門前拴下狗著呢，家人把我守著呢。”“早起裡哭來晚夕裡嚎，清眼淚流成個海了﹔殺人的鋼刀是舊禮教，把尕妹活活地宰了……”

群眾是寧夏花兒的傳播信使，因生活所迫遠走他鄉，飽受人間疾苦，花兒從胸腔裡蕩出，“難腸”地唱開了：“我當個拐夫你跟上走，西口外大路上浪走”“三關口朝著蒿店街，瓦亭山教煙霧罩了”“腳戶阿哥的驢乏了，爛麻鞋絆繩兒斷了”……

剖心挖肺的感受，一針見血的表達，寧夏花兒血脈裡的真實與至性可見一斑，旗幟鮮明反對丑陋、壓迫、黑暗，傳遞真善美，成為舊時代人們擺脫封建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見証。

家無余糧，拼盡最后的力氣“喊叫”一頓飽飯﹔久旱無雨，用全部的“望想”呼喚一場甘霖﹔愛而不得，以僅有的心血吼出一腔情話……文化與藝術，這裡的人們日用而不自知，借花兒表達心聲與渴求，化為透心涼的最后的一點寬慰。

唱上一段花兒，似乎苦也沒那麼苦了，累也沒那麼累了，心裡不那麼憋悶了，變得敞亮了，有盼頭了。

極其蒼涼尖厲的聲音自然流瀉，沒有一絲浮夸虛飾，把“難心”和“愁腸”唱給溝梁山峁，滿是真情實感與力量，帶給人渾然天成的心靈震撼。

三

寧夏花兒在山川兩大區域間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和跨文化接受與適應，動態生成寧夏花兒多元共存風格。

改革開放以后，老百姓日子好了，歌唱家鄉變化和生活變化的花兒唱詞大量出現。

固原張易鎮的張明星生於1942年，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他沒上過學，卻能把自己編的花兒都寫出來。

時代，是花兒創作取之不盡的富礦。在張明星看來，花兒就是歷史的記錄。

20世紀60年代進京參加花兒歌會之后，他用花兒形式記錄這段難忘的歷史，寫下《忘不了周總理的叮嚀》：“金花銀花一串花，回族娃娃上北京唱了個數花。周總理親切接見咱，叮嚀的話，永輩子牢牢兒記下。”

2005年以來，政府推進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張明星激動地寫下《非物質文化又開花》：“非物質文化又開花，一下子，把老一輩傳人給找下，領導和群眾坐一達，一總子，把失傳的花兒給留下。花兒本是心上話，沒樣子，有各式各樣的唱法……”

歌唱改革開放給農村帶來的新變化、新氣象和新生活，《把改革的尕花兒漫上》唱：“茉莉香茶黑白糖，在細瓷的蓋碗子泡上，把治窮致富的根扎上，把四化的尕花兒漫上……”

張明星的花兒頗富文採與詩意，以形象化的語言來描述和展示對歷史文化和生活的體驗，表達群眾心聲，表達對黨的熱愛。《要實現共產主義的明天》唱道：“雲彩裡邁步風送爽，登六盤，披一身朝霞的紅光，踏散了露水銀珠兒淌，濕衣裳，沾一身滿窪的山香……”

一大批帶著泥土氣息的山花兒通過民間歌手之口唱響山川，是六盤山流淌的清泉，是黃河水澆灌的甘甜，是淳朴的民風、古老的文化交融釀造的藝術美酒，呈現深層的民間民俗文化積澱。

往日上不得台面的“村野俚曲”，擺脫黑夜的束縛，植入明亮的河道，溫潤的新時空。新時代的花兒，恰同學少年，悠游於全新的藝術境界。

當亙古荒原變為青山綠水、金山銀山，同樣的唱腔，不同的詞，悲苦花兒化為歡樂花兒。幾十年來，寧夏人民戰風沙，驅貧魔，樹起一座座感天動地的豐碑，寧夏花兒隨著時代的發展綻放新顏。

從聲嘶力竭、苦水滴答到氣質從容、熱情迸發，是時代的內生動力使然，是個體風餐露宿的不息斗志，是群體逆風翻盤的壯美嬗變。

四

寧夏花兒的發展脈絡，印証藝術是時代與文化的“融合體”，寧夏花兒的“活態傳承史”，也是這片土地上人們的不懈奮斗史。

當干沙灘化為金沙灘，山區花兒傳承人約三分之一融入川區，他們入鄉隨俗，原本扯著嗓子漫的“上去高山嘛一道梁”演變為“走過一川又一川”的淺吟低唱，“南腔”與 “北調” 趨於融合，地理意義的大山消退，思想觀念的大山溶解，廣闊新天地在眼前鋪展，人們與花兒中千百次呼喚的美好生活深情相擁。

2009年，寧夏花兒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花兒迎來全盛期，大批花兒歌手迎風綻放。

撒麗娜演唱的《眼淚花花把心淹了》，與搖滾歌手合作，將現代音樂元素加入其中，受到網友好評。如今，她在網絡平台上的關注度頗高，區內外不少年輕觀眾紛紛向她請教花兒唱法，寧夏花兒與時尚熱度完美融合。

撒麗娜走上花兒之路源於一句鼓勵。

2005年，19歲的撒麗娜從固原師范畢業進入海原縣文工團工作，在一次演出后，一位老師對她說：“姑娘，你適合唱花兒。”這位老師叫馬漢東，被稱為“花兒王子”，撒麗娜師從馬漢東，開啟花兒之路。

一代代歌者，是寧夏花兒的活態傳承人。

馬漢東常常站在老家海原縣的山坡上，唱花兒《上去高山望平川》，歌唱美好生活。

“上去這高山者喲，望平川呀，望平川呀，平川裡有一朵牡丹呀……”

馬漢東的山花兒悠揚、高亢、清脆，曲調豐富，朴實生動，代表曲目有《阿媽的蓋碗茶》《新世紀趕上個新規劃》《漫起花兒唱起歌》等，為寧夏花兒文化的傳承發展不懈努力。

馬漢東曾說，因為方言和地域的局限性，寧夏花兒的傳承面臨困境。雖然愛好者眾多，但專門學習花兒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還是少，花兒傳承堪憂。“不能固守傳統，要盡量讓唱詞向普通話上靠，要讓花兒像信天游一樣，張嘴一唱別人就聽得懂，聽懂了才能學唱，才能將花兒發揚光大。”在他眼裡，花兒不僅是音樂，更是歷史的敘事詩。

寧夏花兒曾一度青黃不接，甚至幾近消亡。

20世紀80年代以后，受經濟、社會觀念等因素影響，寧夏花兒出現斷層，很多人不再唱花兒，“人去花滅”的燃眉之急令當時的“花兒歌王”馬生林等人十分憂心。

馬漢東曾拜馬生林為師，學習花兒演唱。

馬生林是海原縣海城鎮下廟溝村人，唱了一輩子花兒。因為唱花兒，家裡曾一貧如洗，2007年他患胃病無錢醫治提前出院，寧夏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工作人員送其到銀川的醫院檢查，幫他治病，並搶救性對他唱的花兒進行錄音、錄像。自治區文化廳安排專項經費為他改造破舊的住房，爭取到自治區民政廳支持，馬生林住上了政府為他蓋的3間新房。

馬生林站在新家門口，唱道：“出去個大門，我往樹上看呀，喜鵲兒盤窩呀（著哩），我把我的大眼睛哈想著……”

唱腔高亢清亮，粗獷中飽含深情，有人形容歌聲“像一碗釅苦的磚茶，高音抖澀著直走上去，哽住了，堵在人的心上，許久不能平息”。

即景生情即興創作是馬生林的絕活，他自幼在甘寧一帶學唱過400余首花兒小曲，海原的山花調子多由他傳唱，曾多次為影視片配唱，在北京大學課堂裡唱過花兒，全場鴉雀無聲。

2016年5月，馬生林去世，作品成為絕響，“老輩人傳下來的手藝不能丟”，張明星等花兒人暗下決心，一批批花兒歌手也站出來，全力傳承推廣，社會各界合力澆灌，寧夏花兒煥發新生。

寧夏花兒被譽為西北文化的活化石，根強健，魂不斷。

五

“園子裡長的綠韭菜，不要割呀，你叫它綠綠地長著……”日前，國家級非物質遺產代表性項目花兒傳承人、68歲的王德勤教學生唱花兒《綠韭菜》，這首小調，她的孫女鄭炎卓唱得很不錯。

“這首經典花兒歌唱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贊揚，歌唱勞動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 王德勤說，寧夏花兒的傳承，必須從娃娃抓起，借助社會各界的力量，讓花兒絢麗開放。

憶苦思甜，忘不了那些注滿奮斗精神的清晨，是一曲曲花兒叫醒的。

西海固的山梁溝峁中，一層層梯田，一座座水壩，一條條公路，一幢幢新居，一個個明麗的新農村……寧夏人民闖出新生活，飄蕩於山前屋后的一曲曲花兒，將心上的話兒連綴成句，讓廣闊的土地傳承生機。

文化的力量無形而強大，音樂與語言擁有滴水穿石之功。隨著時代的發展，花兒形態也在變化。

馬生林、馬漢東二位“花兒王”及張明星等大批花兒歌手相繼過世，很多花兒人進入年邁，新一批花兒歌者又活躍在舞台上。

對新生代花兒歌手來說，前輩歌者留給后人最豐厚的記憶，比起歌唱方法，更重要的是克服一切困難、不屈不撓的奮斗意志，塑造著寧夏花兒的精氣神，也鑄造著寧夏花兒人始終昂揚飛翔的時代群像。

自治區級山花兒傳承人雲存德唱了幾十年花兒，對《清眼淚》《獐子吃草滾石崖》《渴死了涼水罷喝》《扎花的兜兜滿腰轉》等寧夏花兒如數家珍。他認為，如今寧夏花兒傳唱形態發生了明顯變化，從原有的自娛自樂口口相傳的形式，走向城市、走向學校、走向社會大舞台﹔藝術形態由原來“山歌”“野曲”中走出來，以有曲有譜有伴奏、歌伴舞、分聲部、大合唱廣場舞曲等形式廣泛傳唱﹔聲樂形態在原來的令調花兒、小調、宴席曲、酒令曲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應用現代音樂元素，通俗唱法，勁舞DJ版舞曲不斷發展﹔傳承形態也在不斷變化，由原來拜師帶徒、“一對一”“關門弟子”形式，走向大面積教學、廣泛帶徒，學生和徒弟並存的趨勢﹔花兒會由原來民間自發的鬆散形式，轉向由政府搭台、有組織有保障的花兒大舞台傳唱，極具時代特征。

寧夏花兒研究工作者馬劍龍是原生態花兒歌手，搜集整理花兒4000多首，他說：“花兒是依存山野而生的。隨著城鎮化、信息化步伐的加快，花兒逐漸失去了山野優勢，面臨著重大的生存挑戰，山野花兒會向城鎮花兒會的遷移，無伴奏向有伴奏的過渡，花兒的小調化傾向越來越明顯，內容越來越多地反映當下政風民情，這些是花兒形態變化以適應社會變化的重要特征。”

曾被稱為寧夏花兒“金嗓子皇后”的李鳳蓮，退休后從西吉縣搬到永寧縣閩寧鎮，這幾年在家養病期間，用微信逐字逐句給徒弟們教唱花兒，老一輩花兒人將傳統與現代的融合，不斷為花兒注入新鮮血液。

“花兒是歷史的、流動的、活態的，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倫理道德標准都會對其產生影響。一首花兒母體在民間傳承傳播過程中往往會與周邊民歌（花兒）不斷融合，基本要素也會發生變異，呈現‘十唱九不同’現象，成為花兒文化多樣性的一個新形態。”寧夏大學特聘研究員屈文焜說：“傳承人的實際傳承過程不能急躁，不能搞‘基因突變’，它需要時間。首先應該強調師徒間的言傳身教，要傳授好、繼承好，在此基礎上創新發展。”

內生動力是一切生命的原動力。不屈的意志，不竭的斗志正是寧夏花兒的靈魂。憑著不服輸的精神與不斷進取的意志，寧夏人民改變了悲壯的歷史，改寫了荒原的記憶。

花兒已與寧夏山河融為一體，共同構成人文生態，忠實記錄寧夏群眾的心路歷程，其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和體現出的美感，是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的研究寶藏，是對歷史的挖掘，也是對現實的折射，對未來的祝願。

如今的寧夏大地美景無限，如今的好日子無邊無際。

高山，好水，花兒，情義連綿。（記者 張慈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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